夏蓉: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

抗战建国是要

三、 培养创造力

当时社会上对妇女工作缺乏认识,一般行政人员以及其他各界对妇女工作,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作种种的阻碍和破坏。[80]1940年8月,中共党员孟庆树撰文指出:“现在距庐山谈话会已两年多了,在蒋夫人所领导下的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各地的妇女团体确做了许多动员妇女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妇女团体或妇女干部能够说动员妇女的工作已经作好了,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的妇女地位已提高生活已改善了,相反,大家都认为动员工作还差得很远,妇女生活还万分痛苦,妇女地位仍异常低贱。”她进一步揭露:“许多地方连妇女慰劳总会所承认的慰劳分会亦不准立案,更谈不上各地国民党及地方政府对妇女工作有何帮助”,“许多地方强迫妇女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强迫妇女作反共特务活动。”[81]孟庆树认为各地国民党部及地方政府不仅未帮助妇女工作,反而是加紧压迫妇运。

我们自身的教育在过去是片面的,现在亦应该全面起来,全面的自我教育。就是要:看、想、玩、谈、干。当然我们有两眼,就得看;有脑袋,就得想;有张嘴,就得谈;有疲劳,就得玩;有双手,就得干;我们要为干而看,为干而想,为干而谈,为干而玩,干是生活的中心,亦即教育的中心,干什么?抗战建国!

了逃避飞机而钻进山洞里去空过几个钟头、或半日、或几天,没有事情干,实在是很可惜的。山洞教育的可能,第一是因为山洞是天然的安全教室,用不着一个铜板的建设。第二是老百姓钻进来,不愁没有学生。第三是在避难群中,什么类型的分子都有,亦不愁没有知识分子可以在山洞充当教师。山洞学校的课程内容是男女老少什么人都应该学习。可以学习抗战的知识和各种抗战应用的技能。现在广西省政府已积极在训练山洞学校的指导员。山洞学校亦就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比方老太婆肩上压了一个担子,双手还要拉着小孩。这时,在进入山洞避难途中,青年人就应该帮同抱小孩,帮同挑东西,让老小好好地避难。这种“服务”,就是“生活教育”的精神。换句话说,生活教育应该“跟老百姓走“,跟到山洞去,跟到树林去,跟到……什么地方去。一切的道理与办法都“跟老百姓走”五个字演绎出来。但是,亦不是跟老百姓逃难,而是从乱七八糟的逃难群中整理一个条理出来,使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使难民成为斗士。

1941年6月,沈兹九在《大众生活》发表《回忆妇女大团结》一文,称赞妇指会及其直属机构的工作成效:“由于总会——妇指会的起模范作用,各地分会——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也相当能在团结合作的原则下,罗致人材,大规模地开展工作。例如贵阳广西等省的妇女工作,确实开展得很快,而且也很实际。所以在一个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各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斐然成绩,好像一颗巨大的彗星,带着万道光芒,在黑暗的天空出现。”[61]中共秘密党员子冈以《大公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活跃于重庆妇女界,与妇指会时有接触,1942年7月,她在《妇女百像》中写到:“重庆妇女团体除妇工队外,也仍然要以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总会、儿童保育会为依归。妇女指导委员会几年来的工作已扩大了新生活的含意。在办公处看看也许很有味道,但她们却有着长长的触手:伤兵、工厂、乡村、战地服务队,几年来干训班近千学生从事着这些工作,上面有指导员领导。在松溉、白沙,有纺织蚕丝实验区,有抗属工厂。”[62]

                                   
(原载1939年1月22、23日香港《申报》)

一、 提高生活水准

1939年7月,生产事业组受妇女慰劳总会的委托,在江津白沙设立了抗属工厂——新运纺织厂。该厂成立的目的是训练抗属生产技能,一方面使她们自给自养,减轻家庭负担;一方面从事生产,增加抗战力量。[40]出品有各色毛巾、布匹等等。新运纺织厂的创办使一部分抗属除有安身之所外,也获得了足以自食其力的技能。生产事业组用实际工作来号召妇女们参加生产的队伍,在妇女大众里面起了一种模范作用。至1944年7月,共动员52282名妇女参加蚕丝、纺织、手工艺各个生产部门。[41]

时到现在,还有人是这样为教育而教育。教员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这实在是可喜可慰的佳音。晓庄之再生,象征着教育之黎明,象征着民族的复兴。

[39]
《生产事业的一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5—59页。

   写祭文忙;

关于生活教育社原有十几年的历史,亦干过不少的工作;直到本月十五日才在桂林正式成立案成立,重新展开工作。

妇女动员工作的缺憾

    叫他倒口开水,他说功课忙。

生活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扼要地说:

结语

某校长不办战时教育,不研究战时教育,就得辞职,否则坐吃国家的薪俸,实在是很笑话的。

纵谈战时各种教育问题

[86]
薛维维主编:《中国妇女名人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妇女词典》编写组:《妇女词典》,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大干,不可小小的干;

二、 启发警觉性

[11]
《欢迎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页。

合干,不可分裂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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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妇指会似乎显得权威性不足,难以发挥最大的领导作用。邓颖超即敏锐地指出:“虽然现在有了统一的妇女领导机关——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然而她是存在着很多弱点的。现在,全国还没有一个真正坚强的能以发号施令的全国妇运的总司令部。”[66]雷洁琼也称:“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还未彻底建立,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只是从旁影响指导,却不是正面的指挥,所以许多地方的妇女不能紧跟它前进,有些地方甚至还寂然不动。”[67]这说明妇指会不是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第二期的抗战是全面抗战,对于教育的要求就是全面教育。全面教育的意思,就是说,要将教育展开到前方与日人的后方,以至于整个的世界,使全世界都觉悟起来扩大反侵略运动,这是就空间而论。就对象而言,教育并不是少数少爷小姐们,有钱、有闲、有面子者的专利品,而是应该把教育展开到全部的青年去,全部的儿童,全部的壮年,全部的老人,连全部的老太婆都在内。

这,无疑地是我国今日当务之急。

武汉失守后妇指会迁至重庆,重视健全本身机构的工作。除了原有的八组一会外,1939年10月增设乡村服务组,由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曾任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的谢纬鹏担任组长;扩大工作部门,干部由2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12],直属妇指会的工作人员,在4000人以上[13];而且推动各省以及海外华侨组织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在重庆各中央机关设立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形成了一个辐射国内外的庞大的妇女动员网络。至1944年7月,妇指会包括12个省分会、10个美国华侨分会和34个新生活妇女工作队。[14]

亦许有人要说,小孩子与老太婆有什么用呢?其实,小孩子要是像台儿庄的孩子唱歌队,把那个姓黄的小汉奸变成小战士一样——那姓黄的小孩中了日人的欺骗,做了小汉奸之后,因为受儿童宣传队所感动,就举手忏悔做汉奸的经过,并向我军报告敌情,炸毁了敌人的火药库、枪械等等。从小汉奸而变成小战士了——老太太则能够像赵老太太一样,抗战的力量不知要增加多少倍呢?所以,教育要展开到小孩和老太婆的队伍里去,展开到整个民族去。

生活教育社从事了好几个运动;最初,针对着广大乡村的落后,就掀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到了都市,为了矫正教育的私有与独占,就展开普及教育运动。直到日人步步侵略,华北汉奸猖獗,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就以国难教育配合着当时的需要。抗战开始了,一切都要服从抗战,国难教育就沿进为抗战教育。现阶段的抗战是全面抗战,所以现在要展开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的需要。全面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教育展开到我们的前方和日人的后方去。对象不仅是青年、壮丁,而且包括小孩与老太婆。……这几个运动的形式虽然不一,而其中心却只有一个,就是普及教育运动,不过它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吧了……

[55]
陈吴敏墀:《祖国妇女新运概况——告美洲华侨妇女新运十团体》(1941年8月15日于香港梅芳女中学),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36。

但是,我亦不反对同时在后方办教育。只是不要老八股与洋八股罢了。我们要把次要的课程搬出来,加上符合抗战的需要的课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应该遵守的:就是后方的组织与训练应该与前方的需要相配合。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晤见了一位医学院的院长,当时南我就敦促他赶紧训练医学人才,为抗战出点力量。那位院长很得意地说:“老哥,医学不像别的东西啊,要能够服务,超码总得五年,并不是可以马虎的。”当时我的答复就是:“现在前方将士死于疟疾,死于痢疾,死于流血不住的占最多数。请问训练专门医治这种疾病的人才要不要五年?”“那么,假如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无须这样长久了!”“那就对了!老哥!请你快快训练一大批这样的人才去医治我们前线的将士,去救救我们英勇的将士。至于要养成解剖与取出子弹的人才,我不反对你的五年训练。”后方的组织与训练要与前方的需要相融合,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新近在广西,我们发现山洞学校。空袭的时候,广西的人民几乎一半是在山洞中,为

为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妇指会致力于改造她们的传统观念,倡导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宋美龄呼吁:无论男女,人人都负有救国的责任。传统妇女“曾受禁锢、深闭和限制;被禁绝参预国家问题的解决”,现在应该“打破使她们长期不能参预公共事务的障碍”。特别是受过良好教养的妇女“必须自愿地承担起她们应尽的国民责任,否则也要强迫她们那样地作”。[42]在《妇女新生活应有的精神》一文中,她强调:“我们有不少热诚爱国而辛勤服务的妇女,但同时还有一部分的女同胞不曾尽她们的义务,我们应当唤醒这些没有参与工作的妇女,使她们知道她们的袖手旁观,没有尽她们同舟共济的责任,实在是严重的罪恶,实在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同胞,同时也对不起其他的女性,让大家都得知道,我们是同处在一只船上,使这一只船渡过惊风骇浪,达到彼岸,乃是我们人人所共有的责任,人人应该出力的。”[43]在她的号召下,党政军首脑及其他机关官员的夫人们,纷纷参加战时工作,而且她们还负责动员组织其丈夫手下属员的妻子。对此,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中共秘密党员沈兹九称赞:“我们知道现在的蒋夫人,她一方帮助蒋委员长处理着许多国家大事,一面还领导着全国妇女从事抗建工作。她不但自己这样在身体力行,同时鼓动一切的夫人太太们都负起这双重任务来,不要仅仅以相夫育子为尽了天职,而要直接为国家民族尽职。”[44]

教育是民族解放的武器,人类解放的武器。不展开到整个民族,整个人类,不够称为全面教育。

 

[61]
兹九:《回忆妇女大团结》,《大众生活》新5号,1941年6月14日,第108页。

凡是战时所发生的集团,教育就要展开到那儿去。

 

妇女动员工作的成效

抗战的全面教育

 

[8]
萧继宗主编:《新生活运动史料》,《革命文献》第6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版,第204页;宋美龄:《我将再起———新生活运动》,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卷1,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年版,第194页。

抗战发生以后,还有人是不承认“战时教育”的。当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就听到某大学校长大发其高论,说什么战时教育没练过,不知怎样去办,接着就是拿“百年大计”的招牌出来掩护。

将在桂林成立晓庄研究所,在各处展开教育研究工作。凡是战时发生的教育问题,如军队教育问题、壮丁教育问题、伤兵教育问题、难民教育问题,……都是目前急待研究的教育问题,很需要提供实施的方案贡献给政府与各方面的参考与施行。这次来港的任务,就是要来筹备一切。

[77]
张蔼真:《迎接第六年——为本会五周年纪念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7月,第4页。

凡是假干、浪费的干、分裂的干、慢慢的干、或是小小的干,都是可疑,我们应当追求证据,分别奸庸,来他一个适当的处置。教育要通过生活才是有效的教育;抗战教育要通过抗战生活才是有效的抗战教育。

[79]
黄佩兰:《视察乡村服务队工作以后》,《妇女新运》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30日,第5页。

   做孤哀子忙。

妇指会不仅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而且本身举办了一系列事业。训练组妇女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一千多人,分散到战地、乡村、工厂、医院、生产实验区及保育院,动员大批的民众参加抗战工作,鼓励前方的士气,教育及部分的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救护伤兵,保育儿童。[50]时人评论:妇指会“是一个说着做着的机关,她可以给那些只有会的名而不做工作的会来一对照,使她们也相形见拙地工作起来”。[51]

可是我并不是机械的反对在云南办教育,倘使那里最高学府不太多,而又念念要把力量输送到前方去,那末,是没有人反对的。

[76]
《工作检讨会记录(1944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47。

他们干着平时教育,就是在百年大计的招牌之下过其超然的生活。我们大家的妈妈——中华民族是怎样的创痛危殆,他是不管的。直至妈妈死了,他倒亦会忙于做讣文、忙于做孤哀子。

松溉纺织实验区以改良手工纺织,指导合作组织为中心工作。[37]首先举办妇女生活学校,训练乡村妇女与出征军人家属纺织的知识和技能。学员毕业后,由实验区指导参加合作组织或工场工作。生产的方式,分集中的和分散的两个方面。一部分妇女组织合作工场,集中生产;一部分妇女学到了纺织技能后,向合作社贷借机械,领取原料,回到自己家庭中去工作。为把生产事业推广到四川省其他各县去,1940年实验区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招收中学程度的女学生50名,训练纺织技术干部人才。毕业后分发到油溪、永川、合江等处,组织生产服务队,以推进各地妇女的纺织生产事业。乐山蚕丝实验区,主要从事蚕丝的推广与指导工作,发展四川省的蚕丝业。1939年初,生产事业组“奉指导长蒋夫人命将乐山蚕丝实验区事业加以扩充”[38],实验区域扩大为乐山、井研、峨嵋、眉山等七县。指导养蚕是该区中心工作,在推动各县内设立蚕业工作站和指导所,派遣技术人员,常驻指导,使农民技术改良,增加蚕户的收益,同时增产换取外汇的生丝。此外,实验区利用农闲举办蚕户训练班,施以一个月的短期技术讲习,1939年训练717人,1940年训练938人。[39]

    等到妈妈死了,

[53] 社论:《祝三八节》,《中央日报》1940年3月8日,第2版。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教育开展到敌人的后方,使伪政权不得成立,日本的反战运动强化起来,展开到全世界去,使国际上的援助益为积极。

[56]
《战地服务组前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49页;王敏仪编:《妇女乡村服务》,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乡村服务组1944年版,第9页;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第41页。

战时有了难民,教育就要到难民那里去,使得消耗的赈济成为生产的力量。

儿童保育是妇指会的一项重要工作。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以“保育战时儿童为宗旨”。[32]7月18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九次常务理事会决定,将战时儿童保育会改隶于妇指会,儿童保育组办理保育会事宜,儿童保育组组长兼保育会总干事职务。[33]因此,儿童保育组的工作是与战时儿童保育会协同进行的,可以说儿童保育组的工作便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总计从193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到1946年结束,在全国各地前后共设立了儿童保育院61所[34],收容、教养难童29486名。[35]这近3万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儿童因保育会的救助受到了培养教育,成长为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有用人才。

今天是香港中华艺术的协会干部训练班开学的日子;兄弟得来参加这个盛会是觉得十二分高兴的,刚才看到你们所有探讨的许多重要问题,亦使得我非常欣慰。现在,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你们所约定的“战时教育”这一个问题。

[49] 黄仁霖著:《黄仁霖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叫他请医生,他说功课忙。

[83]
谢纬鹏:《坚苦卓绝的垦荒工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7期,1943年7月,第14页。

穷干,不可浪费的干;

[14]
《附表》,《妇女新运》月刊第6卷第7期,1944年7月1日;孙千:《新运妇女指委会六周年工作展览会参观有感》,《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第227期,1944年7月16日,第5版。

兄弟很不赞成他的意思,所以写了一首诗来答复他:

妇指会肩负着推动全国妇女工作的重任,而要开展妇女工作,就必须联合各种组织,团结各种力量,统一全国妇女工作的步骤。联络委员会即妇指会与外界沟通与联系的重要部门,它与国内外许多妇女团体经常保持联系,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如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地方妇女组织如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各县市的慰劳分会、儿童保育分会、妇女会、女青年会,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救国联合会等。此外,还有香港、澳门、马来半岛等地中国妇女组织的兵灾筹赈会、慰劳分会及其他妇女会组织。至1941年6月,国内外与妇指会经常发生联系的妇女团体,共计351个。[15]

其实,这是浅而易见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中国改成战时的中国了。我们一切的生活与活动都应该适战时的需要,谁亦不能躲避,教育亦当然不能例外。

要使将士们在前方安心作战,必须使他们的家属生活安定而有保障。慰劳组设立抗属服务队,负责调查、挨户访问,了解抗属的实际生活情况及家庭情形,并分别给予帮助。比如代写书信,解除纠纷,协助婚丧喜庆事宜,散发慰劳款等。为解决抗战军人家属的生活困难,慰劳组先后设立了白沙纺织厂、北碚纺织厂等抗属工厂,训练抗属,授以各种生产技能,使她们能自食其力。并附设慰劳品缝制工场,专为伤兵缝衣,工人多为出征军人家属。

    妈妈病倒在床,

[24]
《我们在四川的乡村工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2期,1943年2月,第24—25页。

最近,又是在广西晤见这位老朋友,他又是问我:你看中大要不要再从广西搬到云南去?我的答案是:“不要搬!不要搬!不要搬!”理由是云南离广东太远了,在广西还可以参加保卫广东的工作,用搬迁费来构筑防空壕是绰绰有余裕的。第二个原因,是云南的大学太多了,实在再没有添加一个的必要。

在妇指会的动员下,一部分知识女性及家庭妇女改变了过去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踊跃参加了各种战时工作。1941年,雷洁琼在《30年中国妇女运动的总检讨》中评论:抗战以来,妇女运动是进步了,无论是在全国动员抗战的工作上,或是在妇女团体普遍的建立与全国妇女的团结统一上,都有着显著的进步。因为抗战以来,妇女运动的出发点以及所走的路线是正确的,她们抛弃了只限于上层妇女的权利争取运动而转向动员全国各阶层妇女以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妇女运动者本身也起了质的变化,她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锻炼了坚强的体格与大无畏的精神,放弃了个人的利害,艰苦的守住自己的岗位努力奋斗,以往的人生现,道德现完全重新经了一次估价。[48]曾长期担任新运总会总干事的黄仁霖在其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看法:“各位应该知道,以往妇女们一直是被认为是弱者的。妇女所能做的最佳工作,便是留在家里,抚养孩子,而对于国家大事,都是绝少过问的。蒋夫人所做的工作之一,便是在改变中国女子的这一种落伍的观念。”“由于她的努力,中国妇女开始站出来,和她们的丈夫一起负起她们的责任。这是一个前进的大潮流。”[49]

    遍地发瘟,

[58]
黄佩兰:《视察乡村服务队工作以后》,《妇女新运》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30日,第4页。

战时要征兵,教育就要到壮丁的队伍里去,使所有的壮丁都踊跃服兵役,携孥从军,把我们的兵源者成取之尽用之无穷,这亦是很重要的问题。

战地服务组原拟组织队伍赴前线协助军事工作,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改为成立战时乡村服务队深入战区农村,动员群众,以达到军民合作为目的。服务队队员的任务,是与民众保持密切的接触,在民众与军队间作联络工作。她们首先采用施医赠药的方法,作普遍家庭访问,按保宣传,并用土语演剧发动晚会、国民月会及各种纪念会;经过两周普遍宣传,接着进行组训工作,在各县设立家庭妇女训练班、儿童训练班、托儿所、女工训练班、伤兵识字班等。[19]在湖南工作期间,战时乡村服务队开展工作的区域有10个县86个乡,受她们知识训练的乡村妇女有11338名,受她们医药卫生方面服务的乡民有37640名,此外训练了15738名的入伍壮丁、1570名难民、58305名儿童、12284名伤兵,设立了10余个托儿所,以及进行各种宣传工作。[20]

    叫他去买一服药,他说功课忙。

[40]
《生产事业的一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61页。

    他写讣文忙,

[47]
张蔼真:《纪念蒋鉴女士》,《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80号,1940年11月5日,第4版。

因此在后方办教育,是不可在百年大计的盾牌下躲懒,要时时刻刻顾念到抗战的需要,即是顾念到建国的需要,倘使抗战不成,什么都完,所谓百年大计,都变成奴隶之计,所以最要紧的,在后方办教育首要在增加抗战的力量,否则躲在山洞里,仍旧为教育而教育,那便是逃走教育。

除了与各省市妇女团体的联络不密切、对各地方妇女工作的影响和领导不够外,妇指会内部各工作部门的联系也不够。例如:1940年10月,生活指导组股长左诵芬撰文称:“会内组与组的工作,没有完完全全配合起来。本会工作部门很多,工作范围很广,但是生活指导的工作,并没有与其它各种工作打成一片,尤其是妇女生活改善的实验工作,不能和生产事业,乡村服务配合去做,实在是整个工作的一种损失。”[75]1944年11月20日,在乡村服务组举行的工作检讨会上,把“组与组间联系不够,分工合作、配合工作不够”作为妇指会工作上最大的问题,并提议“各组工作应有配合,组与组间应有联系,有关各组之工作,应组织工作联系会共同推行。”[76]

战时有了伤兵,教育就要到伤兵那里去,有了五百个伤兵病院,就要当作五百伤兵学校办。伤兵没得教育,恶劣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伤兵得到了教育,所发生的力量,是非常宏大的。他们在后方可以提高民气,在前方可以影响士气,这是浅而易见的道理。

生产事业组以训练后方妇女生产技能,推进后方妇女生产事业,藉增国家抗战力量为宗旨。[36]由于四川省在抗战期间的重要地位,1938年8月,生产事业组奉命赴四川,以策进后方妇女生产工作。鉴于本身力量非常微弱,经验也不足,生产事业组决定先进行试点,设立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组织蚕丝实验区。

真干,不可假干;

陪都重庆是战时政治文化的中心,亦是后方生产力量的枢纽,周围有许多工厂,尤其是纱厂,女工占了大多数。为提高女工的政治文化水准,帮助和指导女工生活的改善,调解劳资间的纠纷,增加战时生产力量,生活指导组先后设立了6个工厂服务队,派赴申新、裕华、豫丰纱厂、军政部纺织厂、军政部制呢厂及军纺第二厂工作。工厂服务队由训练班毕业学员组成,虽然工作非常繁重,但队员们吃苦耐劳,与女工生活打成一片,使她们的身体或精神都得到很大的安慰。另方面,队员的工作态度也博得了厂方的好感和信任。所以,能适当处理一些劳资的纠纷,帮助工人在物质上争取一些较好的待遇。此外,生活指导组还设立妇女咨询处、南岸服务处、北碚妇女生活改进实验区等机构,对于一般妇女的生活予以辅助并改善。例如:妇女咨询处的任务是谋求增进妇女的福利,帮助大众妇女解答各种疑难问题。经常的几项工作有职业介绍、升学指导、法律指导及医药指导。据该组1943年的统计,自1939年1月妇女咨询处成立以来,请求代解决各项问题者不下千人,其中以求指导职业者占总人数2/4,解决家庭纠纷者占1/4,其他问题者又占1/4。而该处已设法代其介绍职业者占求职人数1/2强。[26]

回忆几个月前广州未沦陷以前,中山大学有位朋友问我:你看中山大学要不要搬?我的答案是:“快搬!快搬!快搬!”理由就是:仪器是要钱买来的,训练了一个大学生也不是容易的。可借他们不搬,等到广州沦陷遭着莫大的损失。

[68]
史良:《全国妇女组织现状与我见》,《妇女生活》第8卷第10期,1940年2月20日,第6页。

快干,不可慢慢的干;

[50]
刘清扬:《致各期新运妇女干训班同学书》,《妇女新运通讯》第3卷第3、4期合刊,1941年2月,第2页。

注释

[37] 《动员妇女加紧生产》,《妇女新运》第1卷第3期,1939年6月,第39页。

此外,妇指会的工作不够广泛和深入,无法切实解决各阶层妇女生活上的需要。左诵芬指出:“‘生活指导’的含义和对象很广泛,应该包括各阶层的妇女生活。但是,今天我们只负起了一部份女工和一部份乡村妇女及少数都市妇女的生活指导的责任,而广大的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女学生的生活,都没有注意到。”[78]新运妇女乡村服务队虽然深入农村,从事宣传组训,动员农村妇女儿童,但无法切实协助妇女改善生活。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视察乡村服务队工作后坦承:“乡村妇女大都贫苦,我们只能予以精神教育,不能实际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问题,致使妇女失望与减低信仰。”“今后希望总会从速在服务队的所在地举办生产事业,同时各队对于妇女的训练,除识字班外希望举办职业训练,使妇女有特殊技能,可以独立谋生。这样,妇女生活才得到改善,我们的工作才切合于实际。”[79]

[2]
史良:《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妇女生活》第5卷第8期,1938年2月15日,第9页。

[72]
张蔼真:《检查工作巩固工作——本会四周年纪念勉全体工作同志》,《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第2页。

[75]
左诵芬:《生活指导工作总的报导·检讨·和展望》,《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合刊,1940年10月,第16页。

著名医师周明栋的夫人蒋鉴是战时家庭妇女中的典型,本来可以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为尽国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终日在医院里为伤兵换药,解除受伤将士们的痛苦。她脚踏实地为抗战而埋头苦干的成绩,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注意与敬仰,被誉为“伤兵之母”、“中国奈丁格尔”。赴重庆后,她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五保育院的义务院长,又以她慈爱的心来抚育难童,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最后因积劳成疾于1940年10月5日病逝。为学习并发扬蒋鉴的奋斗精神和切实苦干的作风,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特地撰写了《纪念蒋鉴女士》一文,认为蒋鉴的表现证明了妇女可以不做寄生虫,妇女生活的圈子不应该只是在那个“家”,“在今日正有许多人企图并且在实行把已婚妇女赶回家庭去的时候,我们将以蒋鉴女士做一个有力的反击”。[47]

[16]
《联络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概况》,《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4页。

各部门负责人均由宋美龄聘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为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史良评价: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是一个“从来所没有的崭新而充实的领导全国妇女团体的总机构”,“最可欣幸的,就是担当这些工作的领导者,都是由该会指导长蒋夫人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而在妇女界中选拔任用,不仅打破了狭小的人事的关系,更超越了党派的限制”。[9]邓颖超也指出:妇指会“包括着各方面的妇女参加,这就不能不使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呈现出新的动态与进展”。[10]

1941年5月,香港梅芳女子中学校长吴敏墀女士赴重庆报告组织美国华侨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的经过,在居留的两个月时间中,参观了妇指会及其附属机构。返回香港后,她撰写了《祖国妇女新运概况》一文,推崇妇指会的成绩:“综计在渝蓉两地所得印象,均为良好,而所感最深者,厥为妇女新运工作,多于理论,事实多于宣传,盖先觉女性惟埋首苦干,藉工作成绩之表现,提示妇女大众之注意,如生产事业之竭力提倡,及保护儿童之周至,皆实际而直接裨益于国家民族者,此项工作,将在民族史上,留下光辉之一页”,总之,妇指会“在意义上,组织上均是称为中国有史以来空前伟大之妇女运动”。[55]

宋庆龄曾对新生活运动持有强烈的反感,认为“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63]但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她对妇指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妇指会“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会议的讨论”;它“做了极其重要的辅助作战的工作”,“工作计划不仅包括援助孤儿和受伤的军民,并且包括进行文娱活动来慰劳前线军队,教育农村妇女,出版杂志,恢复和改良手工业方法来发展地方生产,以及训练这一切工作的干练的领袖与组织人员”。[64]即使时过境迁,在1964年的政治环境下,曾任妇指会训练组组长的刘清扬也坦承:“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和她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后方甚至国外荣誉很高”,“从前方抢救了两万多儿童到后方来抚养”,“训练了上千名女干部,她们以‘蒋夫人的学生’为名,深入群众,做了不少艰苦具体的抗日工作。”[65]

可见,在日益紧张的抗战形势下,一些妇女工作者已认识到,妇女界亟需建立强有力的总指导机构和制定具体的动员计划,统一妇女救国运动。

[12]
周田雨:《三年》,《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78页。

[66]
邓颖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中国妇女》第1卷第8期,1940年1月15日,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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